今天分享的是：2025环保监管严格和能源成本高企，化工巨头产能退出欧洲市场

　　作为全球第二大化学品生产地，欧洲化工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阵痛。近年来，受能源价格飙升、环保监管趋严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巴斯夫、陶氏、壳牌等行业巨头纷纷缩减或退出欧洲产能，曾经的化工产业重镇正面临格局重塑。

　　欧洲化工行业曾是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。2020年，欧盟27国共有2.9万家化工企业，涵盖药品、橡胶、塑料等多个领域，贡献了340万个就业岗位，占欧盟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12.3%，仅次于食品行业。从营收看，化学品在欧盟制造业中占据关键地位，2018年数据显示，其增加值和投资额在各行业中位居前列，其中石化产品是销售额占比最高的细分领域，占比达26%。

　　德国是欧洲化工产业的核心，占欧盟化学品销售额的33%，法国、意大利、荷兰等国紧随其后。这些企业凭借高学历劳动力和持续投资，长期在全球市场占据优势。然而，这一格局正在改变。2003年至2023年，欧盟在全球化学品市场的份额从28%降至13%，2023年销售额更是同比下降12.4%，其中本国内部销售额跌幅达32.3%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占比从2013年的34%升至2023年的43%，成为全球化工产业的主要增长极。

　　能源是化工产业的“生命线”，而欧洲化工行业的能源困境与地缘冲突密切相关。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，欧洲40%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进口。冲突引发能源供应格局剧变，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飙升至美国的3.3倍，直接推高了化工生产的核心成本。

　　以乙烯生产为例，2023年欧洲乙烯生产成本是美国的3.2倍，中东的数倍。作为化工基础原料，乙烯成本高企直接导致欧洲化学品在全球市场失去价格优势。数据显示，2021年起，欧盟从化学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，过去两年产量下降约20%，2023年产能利用率仅为75%，远低于历史平均的81%，生产力和盈利能力持续承压。

　　欧洲化学工业联合会（CEFIC）指出，能源和化石原料成本占化工行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的30%-40%。当前，欧洲正加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，但转型过程中的市场波动和替代能源成本，短期内仍难缓解化工企业的压力。

　　欧洲在全球碳中和进程中起步较早，2020年通过《欧洲气候法》明确2050年实现“碳中和”目标，其碳排放交易体系（EU-ETS）自2008年正式运行以来，已成为全球碳市场的标杆。2013年至2023年，欧盟碳排放交易证书收入增至近291亿欧元，企业减排成本持续上升。

　　2026年，欧盟碳关税（CBAM）将全面实施，涵盖化肥、有机化学品等多个化工细分领域。进口企业需按产品碳排放量购买证书，这进一步增加了生产和贸易成本。为符合碳中和要求，欧洲化工企业不得不投入巨资改造生产线，巴斯夫的可再生电力裂解技术、科思创的二氧化碳制聚醚多元醇等技术研发，虽体现了行业转型决心，但也推高了短期运营成本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欧洲左翼政党推动的严格监管政策加剧了行业压力。2025年，欧盟修订REACH法规（化学品注册、评估、许可和限制法规），对企业提出更严格的检测和注册要求，仅单种化学物质的检测费用就高达8.5万至57万欧元。绿党和社会党还对“放宽化妆品中有害化学物质使用”的提案提出强烈反对，要求强化健康与环境标准，这使得企业在合规成本和产品创新之间面临更复杂的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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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面对成本与监管的双重挤压，欧洲化工巨头的撤离行动不断升级。2024年以来，多家企业宣布关闭或出售欧洲产能：陶氏计划2027年前关闭德国博伦乙烯裂解装置等3处设施，涉及年产能数十万吨；英力士关闭了德国格拉德贝克的苯酚工厂，该工厂年产能65万吨，是其最大单套苯酚装置；利安德巴塞尔与科思创联合关闭荷兰的环氧丙烷生产装置，年产能31.5万吨；道达尔、壳牌、沙特基础工业公司等也纷纷缩减欧洲裂解装置规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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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企业撤离的原因高度一致：欧洲能源成本过高、碳税压力大、全球产能过剩导致盈利空间萎缩。以阿科玛为例，其关闭法国工厂的氯碱和氯甲烷生产线，直接指向“能源密集型产能的成本不竞争力”；亨斯曼关闭德国马来酸酐工厂时坦言，“高昂的能源成本和繁重的监管让欧洲业务难以为继”。

　　从行业影响看，欧洲化工产能的退出不仅改变了区域产业布局，也重塑了全球供应链。亚洲和北美凭借能源优势和市场潜力，正成为化工投资的新焦点。而欧洲化工行业未来的发展，或将更依赖高附加值的特种化学品和绿色技术，但这一转型能否填补传统产能撤离后的空白，仍有待观察。

　　欧洲化工产业的变局，既是能源与环保博弈的缩影，也是全球产业分工调整的体现。对于消费者和下游企业而言，这一过程可能带来产品价格波动和供应链重构，但长远来看，也可能推动全球化工产业向更低碳、更高效的方向转型。